论吴文化与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相互依存和双向开发
浏览次数:3167         发表时间:2010/11/5 10:46:48     



作者:许冠亭       文献来源:苏州大学学报

文化概念具有多种表述,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区域文化,在时间跨度、空间范围及其内涵本质等方面也有各种说法,比较得到公认的吴文化概念则是:以“无锡、苏州、常州、上海地区”为重点的“吴地人民从古到今一切创造活动及其成果”。近现代160多年时间里,苏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时有调整变化,今日苏南一般指苏州、无锡、常州及其所辖县市区域,这与近现代变动中的苏南地区的实际范围略有差异。本文的论述围绕吴文化传统及其在近现代的演变与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生成和发展的关系展开,试图具体揭示出吴文化与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关系所鲜明地呈现出的一条相互依存和双向开发的脉络。

一、吴文化为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精神支撑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吴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有的学者指出,“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多层次、复合式、多元性的文化特征”,表现在“鲜明的水乡文化色彩”、“浓郁的市民文化特色”、“外柔内刚的文化品格”、“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精巧细腻的文化品位”、“博采众长的文化个性”。有的学者认为,吴文化有“勤劳”、“精巧”、“柔韧”、“秩序”四个方面的基本取向和特征。有的学者则提出,吴文化具有四个特征:文化与经济活动结合得尤为紧密,具有“重商”的色彩;文化中的科技含量很高,历来具有“ 重科技”的优良传统;吴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吴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品格,同时又能始终保持自身独具的个性和魅力。上述概括都表明了吴文化内含的先进性。优秀的吴文化促进了苏南经济社会发展。程德祺先生指出:“吴地之所以能在长期的历史风云中渐趋繁荣,赶上并超过中原和其它地区,以至在我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是由其富有特点的优秀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显然就是深厚的吴文化底蕴较好地发挥了支撑作用。而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地方发展的活力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资源的数量、素质。那么,吴文化为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和发展又提供了怎样的条件呢?

吴文化为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10000 年以前,就有先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成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是犁耕和人工凿井的发源地,是蚕桑丝绸和麻葛织布的故乡。春秋时期,吴国在东南崛起,其制作青铜器的先进工艺非常突出,并一度成为诸侯霸主;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所建的姑苏大城,使后人能够不断积累历代创造的文明成果。唐宋时代,这里成为国家的财政支柱,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这种格局至明清更为强固,苏南经济更趋繁盛,农产品商品化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同时,苏南地区棉桑等经济作物的广泛栽种,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城镇商业的繁荣。近代以来,苏南地区由于上海、苏州的相继开埠而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基于苏南雄厚的物质基础,苏南率先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经营是从棉纺、丝织、面粉加工等行业起步,综合反映出苏南精细农业、精致手工业、精明商业经营所积累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所形成的传统优势项目对近现代企业家选择经营方向的影响。通江达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也是重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密布的水网连接着大运河、太湖乃至长江、大海,为近代工商业继续提供水运交通便利,而汽船的使用、港口码头设施的建设、沪宁铁路的开通、电力的运用,更为近现代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长期崇文重教,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水平的人才群体和温雅诚信的社会氛围;稠密的人口和发达的教育,特别是近现代各类综合性大学和职业技术类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留学热的兴起和人才的学成归国,这些都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和苏南人力资源的发达,为近代工商业发展提供大量优质的劳动力和优秀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

吴文化还为苏南近代工商企业的建立和企业家的诞生提供了精神支撑。吴文化中泰伯“至德”“至行”、让权创业的遗风所及,形成宽和大度、积极进取的价值观念;范蠡弃官经商的行为及其传说,尽显出崇商逐利的风雅美妙;明清时期的海外通商,累积了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胆略;沈万山的重义重利、洞庭商帮的审时度势,指明了把握时机、与时俱进,向外部世界拓展,向新兴行业发展,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必由道路;东林学派“ 工商皆本”、“惠商恤民”、“经世致用”、“义利双行”的论述,推动了吴文化向“实学”方向的转变和工商业的繁盛;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所表达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及其商品经济的思想与实践,赋予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社会正义性;洋务运动开始后,薛福成提出“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所以要向西方学习,改变“商为中国四民之殿”,放弃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而以商“握四民之纲”。他指出:“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行其短,是讳疾忌医也。若谓学步不易,而虑终不能胜人,是因噎废食也。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凝于水而寒于水,巫臣教吴而弱楚,武灵变服以灭胡,盖相师者未必无相胜之机也。吾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以惊,怿然而企也?”这激发了苏南工商企业家在近现代国际商战中勇于竞争、善于竞争的决心和信心。有学者指出,吴文化中的开放意识、人才意识、创新意识、谋略意识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文化意识观念,熏陶了一代又一代苏南工商企业家。也有学者指出,从明清时期工商业的繁荣到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诞生、从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崛起到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体现了吴文化一脉相承的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文化精神。笔者以为,吴文化对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所提供的精神支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吴文化及其在近现代的嬗变造就了将牟取利润、实现自我、造福家乡、实业救国等义利情理融为一体的工商理念。这种工商理念激励着苏南本地各阶层人士投身近现代工商业,投资设厂。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怀有“握四民之纲”的自信,将追逐蝇头小利与挽回国家利权统一起来,既机敏灵活又坚忍不拔,既立足眼前又着眼长远,不断抢抓机遇,顽强克服危难,苏南因而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诞生地,并且历经风雨生生不息。

二、苏南工商企业家运用吴文化的精华改善了企业环境,推动了企业发展

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苏南近现代工商业的兴盛,推动了苏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乃至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与苏南工商企业家运用吴文化的精华不断改善企业环境、优化经营管理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但区域文化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实际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具体制度环境。黄胜平、姜念涛先生提出“吴文化与交易费用最低化”的观点,指出“吴地之内的交易费用在全国相对较低,吴地与外地的交易费用也是相对较低的”。将这一观点引而申之,苏南工商企业家在吴文化影响下建立了与消费者、与外地及外国工商业者互相信赖、双赢双胜的制度环境。

吴文化兼具合作和进取的内涵,关键在于如何因时因地因势运用。合作使苏南地区社会仇富心理和被剥夺感较弱,也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吸引了外国商人和本国外地商人的参与,使近现代苏南成为企业家积聚的地方,并由此形成对吴文化继承和创新的工商文化。进取则弘扬了敢于竞争的创业精神,识得先机,抢抓机遇。

吴文化的刚柔相济特征体现在苏南工商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中,就是注意与政府保持较好的关系,寻求强势政府的保护和支持。苏南工商企业家对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实行了有选择的支持,对不认同的地方则设法促使政府进行调整变通,以维护工商界的利益。

吴文化对近现代以合群自立、发展工商业为目标的苏南工商企业家建立和运作商会等工商社团也有积极影响。苏南的工商组织向来比较发达,明清时期的苏州,商贾云集,遍设会馆、公所。清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洞开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社会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旧式商人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也悄悄发生变化,表现在五个方面:地缘性会馆的减少和业缘性行会(包括同乡暨同业的行会)的增加;与对外贸易相关的行会大量兴起;行会内部成员由旧式工商业者的单一结构向新旧工商业者混合的二元结构转化;行会的组织规模随着行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旧行规的逐渐松懈。这为20世纪初期苏南商会组织及工商同业公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商会。1904年初,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倡导华商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1906年,江苏锡金商会总理周廷弼禀告商部,说明“商会之设,所以联络商情。惟大多数之联络,必积小多数之联络以成之,积村堡以成乡镇,积乡镇以成县邑。苟乡镇之商业不能互相联络,则居县邑而言联络,非失之范围狭小,即失之呼应不灵”。为此他提出:“宜就各乡镇凡有商铺荟聚之处,次第筹设分会之分会,藉广联络,而资调查。此项乡镇分会,统隶属于县城分会,分之则各自为部,合之则联成一气。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部位分明,血脉联属,毫无扦格不通之弊,然后可实收联络之效。”商部准如所请,将“分会之分会”定名为“商务分所”。这样,清末的商会最终形成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的三级组织体制。分所隶属分会,分会隶属总会,相互之间宗旨相同、规章一致,组成一个层层统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以清末的苏州商务总会为例,其下属有梅里、平望、江震、盛泽、常昭、昆新、东塘等八个设于县镇的商务分会,各分会之下又有同里、震泽、箓溪、黎里、周庄等15个设于集镇的商务分所。商会不仅有自己法定的组织建构和网络,还与其他林林总总的商人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商会还与社会教育、体育、卫生、消防、慈善、宗教等多种领域的社会团体存在人员方面的重叠交叉,也存在关系上的统辖隶属。如苏州商务总会的总理尤先甲等,就在苏州体育会、教育会、禁烟会、龙会、市民公社组织等社团的名册上几乎都能查到。这些社团中有许多还将苏州商务总会视作当然的领袖团体。商会“往往起到官府所力不能逮的作用”,在近现代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自觉将吴文化的精华转化为企业的经营之道。经过在工商实践中的不断总结、提炼和验证,《孙子兵法》的守正出奇等思想就在经营活动中被广泛运用,前人的管理思想和持家之道等也被运用于工商实践活动。在产品竞争和产业选择中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坚持“走尽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以上种种,不一而足。吴文化精华立基于现代工商业经营之道而汲取中国智慧的工商业转化,既顺应了世界工商业潮流,又适应中国工商业实际状况。

吴文化的传统及其在近代的转型为苏南工商企业家的诞生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这一点,通过对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和荣氏兄弟创立的荣氏集团的比较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江苏乃至全国的近代工业化运动中,南通、无锡两地之所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生集团和荣氏集团,在中国民族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史上以形成早、规模大、影响深而闻名,既有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张謇是晚清“独占琼林第一枝”的状元,其经商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密切,至民国时期更是拥有总长等政府官衔和各种社会头衔。荣氏兄弟则往往在商言商,企业创办初期的基础、实力、声势远远落后于大生企业集团,但到20世纪30-40年代,大生集团早已雄风不再,荣氏集团则后来居上。时任无锡县商会会长的钱基厚(字孙卿)就指出,张氏“所办以大生纱厂为主,亦多囿于南通一隅,未若先生兄弟白手成业,经营几遍全国”,“南通事业,几于张氏兄弟相终始,而先生事业,虽至今犹存什一于千百,则先生兄弟能推大之,不私所业之效也”。有学者就将此从“不同文化环境”探究成因:“张謇与荣德生都属于出类拔萃的实业泰斗,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与经营思想都是我国近代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他们事业上的差异与两地不同的经营条件,尤其是近代文化的转型很有关系。张謇的不幸在于南通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近代文化环境;荣氏兄弟的成功则正是他们处于近代吴文化已成熟定型,并趋于上升时期的结果荣氏的事业因为内外因都具备,才能执实业界之牛耳;张謇的事业是因为具备内因而外因不成熟,所以他的事业基本与他本人相始终。”还有学者对大生集团、荣氏集团作全面的比较研究,从两大民营企业集团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发展战略和策略”、“经营理念和谋略”、“资金运作和投资”、“管理体制和制度”、“营销策略和方法”、“科技应用和开发”、“人才培养和使用”、“企业文化和精神”、“主帅的品格和素质”这十个方面的相似点及差异性展开详尽比较,更充分揭示了苏南工商企业家对吴文化环境的能动性运用。

三、苏南工商企业家推动了吴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保护和开发

吴文化既是一种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综合性的区域文化,又是一种变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动态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苏南在近现代从传统的农业文明阶段向现代工业文明阶段过渡,吴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吴文化被注入现代工商文化的新型元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转化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工商业文化。这种工商文化既继承了传统吴文化中的商业文化,又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从而融会成为现代吴文化的主体文化。”工商文化是吴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高度。苏南工商企业家对吴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接融合,将传统吴文化改造成适应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吴文化,使工商文化成为近现代吴文化的主流,并对吴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工商文化成为吴文化中的主流文化。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们敢为人先,大胆尝试,通过投资办厂逐步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扩大了企业的规模。他们在商战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规模经济效益。荣宗敬认为,每收买一家纱厂,就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他曾说:“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火柴大王”刘鸿生发起将“荧昌”、“中华”、“鸿生”三厂合并为“大中华”,与瑞典火柴企业进行商战。他认为:“对内渐归一致,于是对外始有占优势之望厚植我之势力,以与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败之地。”苏南在上述工商企业家的推动下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集聚地,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成为中国近现代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无锡县境内“机声隆隆,百业繁昌”,形成了棉纺织、面粉、缫丝三大工业产业,成为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青岛齐名的中国六大工业都市之一,被誉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无锡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建设和其他各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苏州、常州等也有许多著名的企业,苏南一些乡镇也陆续创办起工商企业。苏南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一批工商实业家,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奋力拼搏,开拓进取,励精图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不仅为当时和后来江苏乃至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工商文化成为吴文化的主流奠定了社会基础。在工商文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在保留精工细作的农耕文化同时也逐渐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崇文重教的吴文化特色中更彰显出崇尚实业、培养工商人才的重要培养目标。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了步伐。除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共同发展,工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苏南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进程也随之加快。与此同时,与现代工商管理相适应的工厂制度及各种具体的经营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并具有吴文化特色和苏南区域特色。价格、价值、时间、效率、竞争、市场、法治、公平等体现工业时代特征的词汇为人们广泛运用,工商文化融入了吴文化中并成为吴文化的主流。

其次,推动了工商文化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促进了吴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着意自身形象及公众的道德认同,他们不仅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还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市政管理、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教育事业、对外交涉,自觉担当继承和弘扬吴文化的社会责任。苏南的工商企业家致富后纷纷出资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在救灾济贫、修桥铺路、兴建公园、兴办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也尽心尽力,对近现代吴文化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吴文化适应近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整体转型。

在吴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一些学者注意到苏南乡镇企业曾经一时的“离土不离乡”,认为苏商“是本土情结最重的一个群体”,不愿到外地去创业,不像浙江人从国内闯到国外,到处开拓。笔者以为,这一观点以偏概全。苏南工商企业家所推动的吴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其重要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恰恰就是国际化。苏南工商企业家非常具有开拓国际市场的意识。前述荣德生、刘鸿生等大企业家是如此,一些中小企业家也面向国际更新设备、招商引资、延揽人才、开拓市场。近现代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的国际交往也比较多。苏南工商企业家积极参加出国实业考察和世界博览会,与国际工商界开展合作交流。1926年5月,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组织全国性的赴日参观团,参观大阪电气博览会。考察团成员主要为上海工商界人士,在部分外地成员中有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总管薛明剑、无锡县商会总董钱基博,而常熟县商会亦就参加赴日考察事与上海总商会进行了联系。处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大潮中的苏南工商企业家群体,奋力开拓,大胆创新,务实苦干,从产品市场、资源配置、资本利用、科技创新、人才开发五个方面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保持持久发展的动力和竞争力,实现新的跨越,创造了骄人业绩,赢得了世人的尊敬。由常熟一个村缝纫组做起的波司登公司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波司登羽绒服及系列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瑞士、俄罗斯、法国、英国、日本、韩国、荷兰、冰岛等10个国家和地区,农民出身的高德康骑着自行车起步而造就成一个羽绒王国,他受邀哈佛大学商学院,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登上哈佛讲坛第一人。

第三,推动了吴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无锡等地工商实业家通过筹集资金和提供场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得以创办起来,成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学府。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对吴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方面,吴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总是由诸如古建筑公司、园林公司、刺绣厂、漆雕厂、紫砂厂等各种企业去进行维修、建造或加工、制作的。它们中的佼佼者本身就是吴文化资源的体现,而其卓越的管理和精湛的工艺也对吴文化的保护开发事项的完成具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苏南工商企业家也在传统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建设中采取市场化运作。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昆山周庄镇政府通过建立旅游总公司来进行周庄古镇的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苏州吴中区木渎镇与中国新闻社苏州支社共同策划打造的“姑苏十二娘”旅游品牌也颇有特色,无锡堰桥镇吴文化公园通过向乡镇企业等募款的方式建立起非营利性吴文化展示平台,这些都是将吴文化资源提炼出一个个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系列文化产品并与地方旅游相结合的新探索,能够在保护好自然资源、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人文景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盘活文化与旅游市场,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使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实现共赢。

综上所述,吴文化与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关系呈现了相互依存和双向开发这一鲜明的脉络。一方面,吴文化传统及其在近现代的演变,构建了苏南工商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发展环境,促进了工商企业的经营发展;另一方面苏南工商企业家推动了吴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并在吴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用。

深入全面考察吴文化与近现代苏南工商企业家的关系,可以增强对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互动的理解,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与地域文化的良性互动。吴文化与当代苏南工商企业家之间在新的时代里仍应延续这种相互依存和双向开发的关系。吴文化要不断与时俱进,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进一步充实吴文化的内涵,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用吴文化去熏陶苏南工商企业家,提高苏南工商企业家的文化素养,促使工商企业家的事业目标更上一层楼。苏南工商企业家非但不能在经营活动中只顾追求企业营利而破坏吴文化资源,还要为吴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提供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帮助,合理开发利用吴文化的丰富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支持吴文化民间组织开展活动,促进吴文化与现代发展理念的进一步融合,使苏南经济社会发展获得新的文化动力和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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